人物簡介:
謝桃坊,1981年調(diào)入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現(xiàn)為研究員。1998年被四川省政府聘為文史研究館館員。謝桃坊長期致力于詞學研究,著有《宋詞概論》《中國詞學史》《宋詞辨》《詞學辨》《宋詞論集》《唐宋詞譜校正》等。澳門大學施議對教授在《百年詞學通論》中,將謝桃坊列為“百年詞學研究第五代的代表人物”。 2006年轉入國學研究,著重探討國學運動的主流意義,著有《四川國學小史》《國學論集》 和 《國學史研究》,此外謝先生還涉足敦煌學、中國市民文學及客家學等研究領域,發(fā)表學術論文兩百余篇。
2021年夏末秋初,在位于四川省社科院的家屬院一間看起來很有年份的老式家屬單元樓里,封面新聞記者如約來到謝桃坊先生位于五樓的家。三室一小廳,目測總共約60多平米。其中書房不足10 平米,三面皆書,一張用了很多年的實木書桌對著明亮的窗戶,兩盆小花映照,清雅可人。整理得干干凈凈。書房名為“奭”[shì]齋。“奭”這個字是“豐富”的意思。置身書房,最大感受是,干凈,安靜,然而又莫名地豐富。
謝桃坊今年已經(jīng)87歲了,但他依然精神抖擻,雖已退休多年,卻依舊老當益壯,沒有半點的松懈,繼續(xù)做著自己的學問。他衣履講究,頭發(fā)梳得一絲不亂,皮鞋擦得錚亮,保持著老派名士的風度。他愛好運動,早晚總要抽出時間到浣花溪、百花潭散步。
謝桃坊在書房
像謝桃坊先生這樣的學者,不是聚光燈下的明星學者,也不是著名大師,但他們利用自己有限的資源,充分克服了種種有限性,最大程度地燃燒了自己的熱血,實現(xiàn)了少年的理想,難能可貴。更重要的是,他們在人類精神的地基層面,幫助大眾澄清概念,探索隱藏在宋詞里的情感史,發(fā)掘隱藏在故紙堆里的無聲驚雷,照亮了一段精神路程。
啟蒙老師告訴他:真正讀透一本好書,就夠了
謝桃坊1935年生于成都東郊牛市口上水巷。1948年小學畢業(yè)后,被父親送到牛市口場外劉杲新先生的私塾讀書習字。劉杲新接受過維新思想,很佩服梁啟超,早年曾入劉成厚軍幕,晚年落魄閑居務農(nóng),以學問深厚和精于楷書大字知名于蜀中。謝桃坊跟隨劉先生從學,不需要像幼童那樣死記硬背,而是從《四書集注》讀起。每日上午聽課問學,下午習毛筆字。先習柳體繼習顏體,又習魏碑及何紹基字。
讀完《四書集注》接著讀《古文觀止》《左傳》等,謝桃坊進步很快。上課之余,謝桃坊在劉先生的書架上發(fā)現(xiàn)三部書:《古今說部叢書》《香艷叢書》,是筆記雜書,是消閑性質(zhì)的,還有一本是《清代八賢手札》。翻閱后,眼前好像開啟了一個廣闊的知識世界,并且生發(fā)出想讀一切的書的渴望。
謝桃坊拿了家里放在抽屜里的錢,去街上買書看。在春熙路廣益書局,他買過新版《莊子》《左傳》《戰(zhàn)國策》《孫子兵法》。那時候會有文人在地上擺攤兒賣書。有一次,謝桃坊買回家一本《二程研究》。當時他還根本不知道“二程”是誰。但還真看完了。至今有些內(nèi)容還記憶深刻,“我還買過一本成都漱石齋精印的分調(diào)類編的《草堂詩余》,里面的很多詞作,到現(xiàn)在我會背?!边@也給后來他后來專門從事宋詞研究打下基礎。但他同時也記得劉先生跟他說,“其實能真正讀透一本好書,也就夠了。”
時隔多年,謝桃坊對劉先生心存感激,“跟劉先生這里讀書,我才算真正開竅。雖然跟著他讀書的時間只有一年半,但對我一生影響巨大,可以說,我人生的啟蒙老師就是劉先生。”
隨著知識眼光的逐漸開闊,一種更為清晰的東西在謝桃坊心里形成:把世俗社會的一切事物都看得輕微,想要追求一種高遠的學術理想。這種學術理想,在他之后的曲折的人生歷程中,時而明亮,時而暗淡,但始終沒有熄滅過。這種理想,猶如燈塔,一直指引著他,幫助他不被現(xiàn)實的淤泥所淹沒。最終他終于找到實現(xiàn)理想的方法、渠道、平臺,擁有了一個有價值、有意義的學術人生。曾在鄉(xiāng)下務農(nóng),也在中小學教過書,最終他靠著強大的自學能力,當遇到機會,把自己一步一步錘煉成一位宋詞研究專家,人文圈資深學者。
謝桃坊書房
從農(nóng)民到小學教員
1950年,謝桃坊跟隨全家從成都外東牛市口遷回成都東北郊八里莊老家務農(nóng)。父親身體不好,15歲的謝桃坊是主要勞動力,他很自覺、積極干農(nóng)活,開荒種菜。他記得1955年秋,大豐收,“收成的各種豆,菜,南瓜,洋姜,堆得很高,吃都吃不完?!鞭r(nóng)閑之余,他讀書、寫字、畫畫。當時農(nóng)協(xié)會有兩個組,一個是武裝隊,負責保衛(wèi)工作;另一個是青年組,負責學習知識、宣傳。被周圍人看出“有文化”的謝桃坊,當了青年組組長,帶領青年組在農(nóng)閑時間學習文化知識。
當時他帶領大家學習艾思奇的《大眾哲學》,“當時我自己也不懂,客觀,主觀,這些概念我都糊里糊涂的。我就念給大家聽。”1951年在土改運動中,謝桃坊擔任村文教委員,負責公文處理、布置會場等。1952年6月,表現(xiàn)積極的謝桃坊,被選到成都市掃盲師資訓練班學習。就在四川省文聯(lián)旁邊的干槐樹街參加學習。1953年成為成都市工農(nóng)業(yè)余學校專任教員。工作之余,謝桃坊開始大量閱讀新文學書刊,愛好新文學創(chuàng)作。在文化館他看魯迅,讀章太炎、屈原的《離騷》,《花間集》,高爾基小說,自覺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jīng)濟學。他像海綿一樣,汲取各樣的養(yǎng)分。
1953年12月,政府選拔一批優(yōu)秀的年輕人,集中上文化補習班。別人都是高中畢業(yè),或者讀過大專,只上過小學的謝桃坊,也“莫名其妙被幸運地選上”。這次是非常難得的深造機會。上課的老師都是很有學問的人,比如語言學家趙振鐸的父親教他們語文。尤其是提到植物老師,謝桃坊念念不忘,“我沒讀過中學。沒有受過自然科學的基礎教育。我當時的植物學知識貧瘠,甚至會認為:小石頭是大石頭生的。”這次補習班極大地充實了謝桃坊的知識結構,也讓他對自然學科保持了終身學習的濃厚興趣,“做文科研究的人,一定也要多懂一些自然科學知識。就跟盡量多學一門語言的道理一樣:有助于擴大視野,更新觀念,擁有靈活多樣的思維方式?!?/span>
1954年秋,謝桃坊被調(diào)到成都市郊區(qū)第三中心小學任歷史與語文教員。白天上課,晚上政治學習,九點結束,同事們都會去吃宵夜。唯有謝桃坊點著煤油燈寫作、看書,“那時候我有作家夢。嘗試寫寫小說,寫詩什么的。當然主要還是看書?!?/span>
謝桃坊愛上看哲學,歷史,文藝理論。巴人的 《文學論稿》、斯特羅果維奇的 《邏輯》、黑格爾的《小邏輯》、維諾格拉多夫的 《新文學教程》、弗里契的《歐洲文學發(fā)展史》、蘇聯(lián)薛格洛夫《西洋哲學史簡編》,何兆清的 《科學思想概論》、梁啟超的 《清代學術概論》、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中國近代史》,尚鉞的 《中國歷史綱要》,列寧的 《唯物論與經(jīng)驗批判論》,列寧的哲學筆記,普列漢諾夫的《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fā)展》等等,這些書,他都是反復讀。20多歲就去世的俄國天才文藝批評家杜勃羅留波夫的文章令他震驚,“寫得太漂亮了!” 謝桃坊不再想當作家了,立志要當文藝批評家,“要像何其芳、周揚那樣,捍衛(wèi)馬克思主義文藝路線。而且文藝批評可以把我對哲學、歷史、文學的興趣結合起來?!?/span>
要當文藝評論家,必須提高哲學理論修養(yǎng)。謝桃坊開始自學邏輯學,他精讀斯特羅果維奇的 《邏輯》、黑格爾的《小邏輯》,“邏輯學對我來說,很艱難,但是好處也是很明顯的。尤其是黑格爾的《小邏輯》,很艱深,我讀了好多次也不太懂。但每讀一次收益都很大,好像邏輯思維更清楚了。很多書看不懂也要看,因為我知道那里面有真東西。”他認同馮友蘭先生說的話,“西方文化傳入中國,最有價值的學科之一就是邏輯學。雖然有人會說,公孫龍的白馬非馬也算邏輯學。但嚴格來說,中國沒有學科意義上的邏輯學。現(xiàn)在很多人說話不嚴密,寫文章缺乏邏輯,沒有形成內(nèi)在的邏輯結構。就跟缺乏邏輯學訓練有關。邏輯學是訓練科學思維的學科。有的人說,幾何學是科學思維,語言學家的思維,自然科學的思維,這些都還不能替代邏輯學。邏輯學是總結這些學科的最根基的學科。我也見過一些科學家寫文章沒有邏輯。”
考大學改變命運
對于謝桃坊,1956年是很值得紀念的一年,“那一年的經(jīng)濟文化發(fā)展得相當好。著名作家、教育家葉圣陶當教育部副部長。那一年,上大學不需要推薦報告,允許自由報考。而且不論學歷,小學老師也可以報考,考文科的不考數(shù)理化,只考政治、語文、歷史、地理,外語調(diào)干可以免試?!?nbsp;當時的謝桃坊已經(jīng)工作三年了,屬于調(diào)干,可以免考外語。他考得很好,也很自信,“剛考完我就回小學去把行李背回家了,我知道考取了。那年郊區(qū)有一千多小學教師報考,考上高等學校的只有八個人,有兩個考入南充師范學院。當時小學教師只能在本大區(qū)報考,不能報考其他的。謝桃坊原本還想報考哲學系,想報考北大哲學系,但是后來了解報考哲學要加試高等數(shù)學,自己沒有學過高等數(shù)學,自然也無法報考。他就報考西師中文系,歷史系作為第二志愿,后來以第一志愿錄取,就到西師去了。
進入重慶北碚西南師范學院的謝桃坊,沒有忘記自己今后從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批評工作的志向。在上課之外,他還給自己制訂了一個非常龐大的自學計劃,立志建立一個廣博、堅實的知識結構。他如饑似渴地閱讀了大量的中國思想史、學術史和世界古典文藝理論著作,做了很多讀書筆記。他把侯外廬的《中國思想通史》、呂振羽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為線索,從《老子》 《周易》一直到王夫之的書、廖平的《六譯館叢書》等,花了一年的時間搞通,這對他今后以后研究國學建立了相當深厚的基礎。
1957年7月,還在讀大學的謝桃坊重新思考學術道路,決定從事純學術的研究——專向中國古代文史研究。為此他改變了閱讀興趣,開始大量接觸目錄版本學、漢語音韻學、古典文學、社會歷史學以及中國音樂史、中國交通史、敦煌學等方面的專業(yè)書籍。尤其是中國古典文學歷代的總集與別集,謝桃坊基本上做到了全部通讀,而且這個時期的西南師范學院中文系中國古典文學專業(yè)的師資力量非常雄厚。李景白教授、荀運昌教授、徐無聞教授、林昭德教授、賴以莊教授等先生都是古典文學各個領域研究的專家,功力深厚,他們的講授使謝桃坊獲得了系統(tǒng)完整的中國古典文學的知識基礎,彌補了自學過程中的缺陷和不足。為了研究宋詞,當時能夠見到的宋詞書籍,他基本上讀完了,《宋六十名家詞》的有些詞,到現(xiàn)在他都可以背;最枯燥的萬樹的《詞律》,那是很艱深很麻煩的書,他也把它看完了?,F(xiàn)在還保存了一本筆記資料。
除了中國傳統(tǒng)文史知識,謝桃坊的西方文學知識也沒落下。吳宓先生給他們講外國文學,由此謝桃坊讀過很多外國文學的著作。俄國文學如《戰(zhàn)爭與和平》、屠格涅夫的代表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岡察洛夫的《懸崖》,還有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劇本,這些他都讀過。法國、英國的文學作品也讀了很多。那四年他沒有白費。有三年他放假都從不回家,一個是經(jīng)濟上很困難,還有就是他想利用寒暑假大量地讀書。
1960年秋,謝桃坊從西南師范學院畢業(yè),被分配到四川省溫江專區(qū)廣漢中學。他沒有機會給學生上課,只能做一些雜務勞動。1963年3月,他主動請求回家鄉(xiāng)成都近郊八里莊,從事農(nóng)業(yè)勞動。之后15年,在時代的風雨中,謝桃坊在辛苦的體力勞動之余,默默積蓄著自己的知識世界。
1977年,中國迎來新的歷史發(fā)展時期。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發(fā)展。1978年秋,謝桃坊獲得一個機會到成都圣燈中學(今天的49中)當代課老師。由于表現(xiàn)優(yōu)秀,很快被轉為正式在編老師。在認真教課之余,他沒有忘記自己的學術研究夢。在平時沒有課的時候,或者寒暑假,無論日曬雨淋,他都會每日步行往返二十公里,到城里和平街的四川省圖書館歷史文獻閱覽室查閱資料。
機會總是給有準備的人。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統(tǒng)一組織招聘研究人員考試,謝桃坊以助理研究員被錄取,于1981年3月分配到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專門從事中國古代文學專業(yè)研究工作。
積累自己、準備自己幾十年的謝桃坊,終于找到理想的人生歸宿。這一年,謝桃坊 46 歲。此時的他,深感個人的理想——“即使它是合理的,而且為之作出艱苦的努力,但只有在國家昌明、經(jīng)濟文化正常發(fā)展的社會條件下才有可能實現(xiàn),個人的命運不可能脫離國家和民族的命運?!?/span>
學者就是尋求真知,逼近真理
在四川省社科院,謝桃坊終于獲得了最佳的學術研究條件:有充裕的時間、豐富的圖書資料和寬松自由的環(huán)境。這也被謝桃坊視為“人生第二次重大轉機點。第一次是考上西師?!庇捎诔霰姷难芯砍晒x桃坊很快被評上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專業(yè)的副研究員、研究員,1998年被四川省政府聘為四川省文史研究館館員。2020年12月26日,被授予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杰出研究員稱號,杰出研究員是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最高學術榮譽稱號。
回望自己的學術歷程,謝桃坊認為,當一個學者,一定要弄清楚自己研究的目的,意義是什么。其次是問自己,對自己研究的對象和內(nèi)容,是不是真的感興趣。這兩者,謝桃坊自認都比較明確,“我對學術是有信仰的。我們?yōu)槭裁匆芯??是為了尋求真知。即便一個小問題,我們弄清楚都不容易。學者就是尋求真知,逼近真理。在我初到四川社科院時即定下從事純學術的宗旨,穩(wěn)步地向著設立的目標前進。為此,我避免卷入人事和世俗的糾紛,不參加集體課題,也不申報課題,不與任何人合寫書和論文,最好不參加任何學會,不作任何社會的兼職,努力守愚藏拙,不求虛名,不顯示自己,踏實地沉潛地工作。現(xiàn)在我僅是一名普通的學者。學術界一些朋友為我感到有些遺憾,因為我不是博士生導師,但我很滿足了,因為要成為真正的學者是很不容易的,那已是一種學術高境了?!?/span>
在謝桃坊看來,“純學術研究主要是尋求一種真知,它雖然跟現(xiàn)實沒有直接的關系,但是一個國家或民族的傳統(tǒng)學術需要一部分人去研究,這個研究可以使這個民族或者國家在學術上達到比較高的境界,這才是一個國家或者民族真正的生命存在?!?/span>
少年啟蒙有志于學,雖有坎坷卻從未泯滅初心。靠著強大的自學能力,抓住在命運之河碰見的機遇。謝桃坊讓自己的熱情,投入融到純學術事業(yè)里,得到同道、同業(yè),以及渴望真理的一些年輕讀者的肯定。只要他的著述一直在再版,一直在被閱讀,他就得到了比鎂光燈加冕帶來的名利更長久的學術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