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約工：新生代農民工就業(yè)的新選擇與新風險
沈華
2020年09月29日 02:44
沈錦浩
《長白學刊》2020年第5期一、引言
自2015年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互聯(lián)網+”行動計劃以來，各種新興的互聯(lián)網平臺企業(yè)在中國迅速崛起，比如以美團外賣為代表的餐飲配送平臺、以滴滴為代表的網約車平臺、以好廚師為代表的私廚平臺等等。這些主要面向個人服務者和個人用戶的共享經濟平臺在迅猛發(fā)展的同時，也催生出一個新型就業(yè)群體——網約工，即按照互聯(lián)網平臺的信息預約提供服務的勞動者。根據國家信息中心最新發(fā)布的《中國共享經濟發(fā)展年度報告
(2019)》，2018年共享經濟參與者人數約7.6億人，其中提供服務者人數約7500萬人。到2020年，共享經濟提供服務者人數預計將超1億人，其中全職參與人員約2000萬人。[1]可以說，以網約送餐員、網約車司機、網約家政服務員為代表的網約工日漸成為我國經濟社會領域服務業(yè)中“打通最后一公里”的一支生力軍。[2]
然而，網約工在給我們的社會生活帶來巨大便利的同時，其自身的權益保障問題也日益凸顯。很多網約工在工作中面臨著勞動合同不簽、社會保險不繳、安全保障不到位等“三不”現(xiàn)象，各種關于網約工與互聯(lián)網平臺的勞動爭議案件也屢屢見諸報端。與此同時，社會各界也開始關注網約工這一群體，其中又尤其以法學界為甚，關于網約工勞動關系認定困境和權益保護難題成為勞動關系和勞動法領域爭論的熱點。[3]
當社會各界將目光集中在網約工這一新型就業(yè)群體時，其實往往忽略了這一群體的來源及其本質身份。據調查統(tǒng)計，上海市網約工中的非滬籍農業(yè)戶 口 務 工 人 員 占 比 達 68.57％ ，35 歲 以 下 占 比73.47％。從這一數據可以推知，我國網約工以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為主。[4]針對不同類型的網約工群體的調查統(tǒng)計也印證了這一推斷。美團點評研究院以3.8萬名騎手作為樣本得出的《2018年外賣騎手群體研究報告》表明，75％的騎手來自農村，82％的騎手為80后和90后。[5]吳清軍和李貞基于全國九大主要城市 15854 份網約車司機的問卷調查發(fā)現(xiàn)，“25-44歲”的司機占總體的 80％，65％的司機沒有當地戶籍。[6]由此，我們基本可以推斷出新生代農民工已經成為網約工的主要從業(yè)者。網約工與互聯(lián)網平臺之間是否形成雇傭關系以及如何保障網約工權益是當前法學界爭論最激烈的問題，由于學科屬性的不同，本文暫不參與目前法學界的爭論，而是試圖通過引入社會學的勞動過程理論來對新生代農民工轉向網約工的這一就業(yè)選擇及其帶來的風險加以分析。
之所以以勞動過程理論為視角，是因為從總體上來看，關于農民工的已有研究著述雖然豐富，但依舊存在兩個弱點：一是“重點偏移”，詳盡描述農民工的社區(qū)生活而忽略他們的生產活動；二是“理論錯位”，運用“社會分層”“社會流動”“社會融入”等理論模式而非關于勞工階級本身的社會學理論來考察農民工。[7]161具體到農民工的就業(yè)問題，同樣存在兩個弱點：一是“量化為主”，無論是就業(yè)能力研究[8]還是就業(yè)質量研究[9]都是采用測量評價指標來對農民工的就業(yè)狀況加以考察，并分析其影響因素，而不對他們的就業(yè)選擇加以解釋；二是“偏重整體”，許多研究將農民工視為一個抽象而龐大的社會范疇，忽視了各行各業(yè)中農民工的具體面目，難以形成對農民工現(xiàn)象更為深入的理解。[10]
因此，本文將結合勞動過程理論來分析三大問題：第一，網約工何以成為新生代農民工就業(yè)的新選擇?第二，新生代農民工成為網約工之后又會面臨哪些新的風險?第三，如何降低網約工面臨的就業(yè)風險系數?
二、新選擇：網約工勞動過程的基本特點
“勞動過程”是勞工社會學中最為重要的理論范疇，該理論的基礎最早由馬克思奠定，之后由布雷弗曼、布洛維等人傳承與發(fā)展。勞動過程研究旨在呈現(xiàn)微觀生產情境中的支配關系，其經典問題是組織或資本是如何將勞動力轉化為有用勞動的，回答這一問題其實也就是在回答勞動者為何努力工作。因此，對網約工的勞動過程加以描述和分析，不僅可以了解網約工的具體工作和所處環(huán)境，還可以探究新生代農民工選擇這一職業(yè)的深層原因。
(一)類自雇體制：自由與靈活的工作安排
一般來說，勞動者的生產體制可以分為兩種基本類型。一種類型是“他雇體制”，即勞動者受生產資料所有者或生產組織者支配，并依據自身勞動量從支配者處獲得相應的勞動報酬，勞動者受雇于支配者，其身份是雇員。另一種類型是“自雇體制”，即勞動者本人是生產資料所有者或生產組織者，但不雇傭其他人為其勞動，其收入取決于自身生產和經營的業(yè)績等，其身份是自雇型的雇主。[11]總的來說，除少數農民工進城成為個體工商戶或是無證流動攤販以外，大多數農民工進城以后都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中所講的打工者，也就是“他雇”勞動者。網約工這一就業(yè)形式的出現(xiàn)改變了農民工的生產體制，使其得以從“他雇體制”轉變?yōu)椤白怨腕w制”。
以網約車司機為例，作為生產資料的汽車由司機自己提供，其收入主要取決于自身的接單數量。某網約車平臺的宣傳語也寫道：“做自己的老板，您自由決定什么時候上班，工作多久?！彪m然網約工自己提供生產資料且親自從事勞動，但其勞動依附于平臺的信息和指令，所以本文將其生產體制概括為“類自雇體制”。雖然這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自雇體制”，但由于網約工普遍都是線上接單、線下服務的工作模式，他們可以自由決定上下線時間以及在線
時長，因此他們的工作模式基本上與“自雇”勞動者一樣靈活與自由。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選擇成為網約工正是看重這一點。比如美團點評研究院發(fā)布的《2018年外賣騎手群體研究報告》顯示，上班時間靈活是騎手們選擇做美團外賣騎手最重要的原因?？梢哉f，平臺工作中自由與靈活的工作安排受到了網約工的普遍認可。相比于工廠體制下的工作，網約工在工作時間、工作方式上擁有了更多的自主性，許多人甚至有一種“為自己工作”的感覺。
(二)可雙選模式：專職或兼職的自主選擇
網約工這一新型就業(yè)群體的出現(xiàn)與眾包模式密不可分?！氨姲备拍钭钤缬山芊颉ず?006年在《連線》雜志中首次提出，其將“眾包”定義為“由非專業(yè)人士提供專業(yè)內容，消費者兼為內容創(chuàng)造者”[12]Ⅳ，具體來說是“一個公司或機構把過去員工執(zhí)行的工作任務，以自由和自愿的形式外包給非特定的(而且通常是大型的)大眾網絡的做法”[12]Ⅴ。結合共享經濟來看，網約工之所以會出現(xiàn)，本質上是因為平臺希望以眾包的方式吸納社會閑散勞動力，并以此來降低勞動力用工成本。當然，眾包并不意味著所有網約工都是將平臺工作作為副業(yè)。由于平臺工作是以“訂單”的方式分配任務，網約工在完成某一訂單后隨時可以選擇不再工作，因而是否將平臺工作作為唯一的
工作完全取決于網約工個人。
通常來說，網約工可以分為專職或兼職兩類。對于專職網約工來說，可能是因為沒有其他技能找不到更好的就業(yè)機會，也可能是正處于兩次就業(yè)間的職業(yè)空窗期，但不管怎么說，平臺工作使其能夠暫時緩解失業(yè)或不斷找工作所帶來的壓力和焦慮。對于同時擁有本職工作的兼職網約工來說，大多考慮的是與其在工作閑暇時賦閑在家沒有收入，不如加入平臺工作，在打發(fā)時間的同時還能賺取額外收入。許多新生代農民工之所以選擇加入平臺工作，正是被這種可雙選的模式所吸引。一部分新生代農民工將平臺工作作為主業(yè)，在個人的辛勤努力下實現(xiàn)了月入過萬的夢想；另一部分新生代農民工將平臺工作作為副業(yè)或是臨時性工作，賺取了額外收入或是解決了生存問題。究竟是選擇專職還是兼職從事平臺工作，取決于網約工個人的時間安排、就業(yè)能力、興趣愛好等條件?？梢钥隙ǖ氖?，平臺工作中的可雙選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不同新生代農民工的需求，使得出于不同考慮的新生代農民工都愿意加入其中。
(三)輕體力勞動：知識與技能的非必要性
雖然農民工的身份不明，但無論是將其界定為農民身份，還是將其界定為工人身份，都難以改變其“體力勞動階層”[13]的職業(yè)階層地位。對于大多數農民工來說，受制于自身的外來人口身份、較低的人力資本和薄弱的關系網絡，在城市中可選擇的就業(yè)機會十分有限，體力勞動基本上是其唯一的選擇。眾所周知，第一代農民工主要從事建筑業(yè)，為中國的城鎮(zhèn)化發(fā)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之后的新生代農民工由于種種原因不再愿意從事重體力勞動，逐漸轉向制造業(yè)，但制造業(yè)中較大的勞動強度、固定的勞動報酬和枯燥的勞動內容同樣不為新生代農民工所認可，短工化成為新生代農民工的一大就業(yè)特點。[14]網約工這一就業(yè)形式的出現(xiàn)消解了傳統(tǒng)行業(yè)中定崗定薪的限制，為新生代農民工追求更高的收入提供了更多選擇的機會。
在計件工資制的“趕工游戲”之下，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等人月入過萬的新聞并非媒體無中生有。更重要的是，網約工所從事的工作(如開車、送外賣)基本都屬于輕體力勞動，而且不需要專業(yè)知識或特殊技能。以外賣騎手為例，其所需知識與技能以兩方面為主：一是基本的電動車騎行能力，二是特定的平臺客戶端操作規(guī)范。從配送過程來看，雖然外賣訂單的取貨點與送貨點千差萬別，但借助于GPS衛(wèi)星定位和智能地圖導航，外賣騎手無需充足的城市地圖知識就能找到相應的地點。從工作流程來看，外賣騎手上線以后，只需按照客戶端軟件的提示逐步點擊頁面中的相應按鈕，并在線下完成“接單→到店取餐→送單”的流水線任務，整個過程并不需要任何特殊技能。不難看出，平臺工作本質上屬于無需知識與技能的輕體力勞動，這一工作屬性及客戶端設計順應了新生代農民工的人力資本特征，迎合了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yè)要求。
(四)扁平化管理：松散與虛擬的工作關系
工業(yè)革命以后，資本家為了提高勞動生產率進而獲取更多的超額剩余價值，不斷改進企業(yè)的組織體系，逐步形成了科層制管理方式。[15]科層制企業(yè)內部通常會按照職能和職位進行分工與分層，即劃分出互相獨立且有明確界限的部門以及不同層次的等級結構，以實現(xiàn)提高效率、有效管理的目的。以杜平調查過的沙巖廠為例，該廠內設十六個部門，其中五金部又下設七個生產組和六個等級。[16]46沙巖廠可以說是工廠體制的典型代表，管理嚴格、分工明
確、等級分明是這些工廠的共同特點。以往研究表明，企業(yè)苛刻的工作要求與勞動紀律對自由的限制和對生活的僭越是新生代農民工頻繁流動的重要原因。[17]
網約工這一就業(yè)形式的出現(xiàn)使得新生代農民工得以從工廠體制的束縛中解脫出來。網約工與平臺之間并無中間層級，平臺以“訂單”的方式向網約工分配任務，網約工在接單后只需按照工作流程完成任務即可。在整個過程中，雙方主要依靠客戶端軟件進行互動，平臺以此實現(xiàn)數據監(jiān)控，網約工以此獲得訂單信息。更重要的是，網約工擁有決定何時上下線的權力，因而網約工與平臺之間是一種松散的關系。當然，網約工與平臺之間并非全無直接聯(lián)系，網約工的權益受到侵犯會聯(lián)系平臺，或是平臺發(fā)現(xiàn)違規(guī)行為會聯(lián)系網約工。不過，雙方的聯(lián)系方式只有客戶端在線客服和電話兩種。也就是說，雙方的聯(lián)系是以信息媒介為中介，其目的是提高溝通與解決問題的效率。因此，網約工與平臺之間又是一種虛擬的關系?？偟目磥?，平臺企業(yè)對網約工的管理方式屬于扁平化管理，這種管理方式使得網約工產生了一種“無人管理”的感覺，松散與虛擬的工作關系又使得網約工不再有工廠體制中的束縛之感。
(五)透明的規(guī)則：即時或可見的勞動報酬
農民工尤其是建筑業(yè)農民工的欠薪問題，長期以來屢遭社會詬病，成為久治不愈的社會頑疾。[18]農民工付出辛苦勞動卻拿不到報酬，既不合情理，也不合法律。根據國家統(tǒng)計局發(fā)布的《2016年農民工監(jiān)測調查報告》，2016年被拖欠工資的農民工人數為236.9萬人。[19]農民工欠薪問題不僅涉及人數眾多，而且涉及金額巨大。以河南省為例，2016年全省法院共受理拖欠農民工工資案件5441件，涉及農民工8128 人，涉案金額 12.8 億元。[20]對于許多農民工來說，不怕辛苦勞動，就怕付出得不到回報。拖欠工資已經嚴重影響到農民工及其家庭的生計，成為農民工最為憂心的問題之一。網約工這一就業(yè)形式的出現(xiàn)使得農民工不必再“憂薪”。
互聯(lián)網平臺作為顧客和網約工的交易平臺，其設置的交易規(guī)則和計酬體系，都比傳統(tǒng)行業(yè)更加透明。一方面，無論是基礎工資還是獎勵補貼，平臺都會將其公開化和透明化，網約工能夠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每筆交易中的收益，這樣就降低了雙方的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雙方的信任度。[6]另一方面，相比于傳統(tǒng)行業(yè)按月發(fā)錢的工資結算方式，平臺工作的收入結算周期更短，比如眾包外賣騎手的收入結算周期以天為單位，網約車司機的收入結算周期以周為單位，網約工即使不能即時獲得勞動報酬，也能夠在客戶端軟件中快速而直觀地看到自己收入的變化。再加上平臺工作中的計件工資制，許多網約工在勞動過程中產生了“多勞多得”的公平感。在上述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網約工普遍對互聯(lián)網平臺感覺比較滿意。因此，透明的互聯(lián)網規(guī)則以及相伴而來的即時或可見的勞動報酬也是吸引新生代農民工加入平臺工作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新風險：網約工勞動權益的潛在問題
農民工就業(yè)風險是其就業(yè)問題的重要內容，已有不少學者做過相關論述。劉祖云認為農民工的人生風險主要表現(xiàn)在職業(yè)風險、生活風險、教育與發(fā)展風險等三個方面，其中職業(yè)風險指圍繞工作所產生的一系列風險，包括失業(yè)風險、工傷風險、薪酬風險等。[21]諶新民則聚焦于農民工的轉移就業(yè)風險，提出該風險可細分為五種：即失業(yè)風險、健康風險、實際收入變化風險、制度與政策變化風險以及合法權益受損與社會保障缺失風險。[22]
上述學者的討論基本涵蓋了農民工就業(yè)中可能面臨的普遍性風險，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關于農民工面臨的普遍性風險討論固然重要，但各行各業(yè)的特殊風險以及新興行業(yè)帶來的新風險也同樣重要，而且應當重視勞動過程本身給勞動者帶來的風險。就平臺工作而言，從事該工作的新生代農民工至少面臨著三種新的風險。
(一)群體分化風險：集體行動能力的弱化
網約工的勞動是一種個體化、原子化的勞動，不論是外賣騎手，還是網約車司機，在入行之后只能按照訂單指示各自獨立地展開勞動過程。雖然偶爾會有所交集，但是囿于各自的空間和時間，很多時候只能擦肩而過，朝著不同的目的地呼嘯而去。[23]106這種原子化的勞動與車間工人集體化的勞動在三個方面形成了強烈的對比。一是共同意識建構的困難。由于分散化的工作，網約工無法與工友產生面對面、聲對聲的直接互動，即使對平臺工作有所不滿，這些分散的不滿也難以形成有目標、有共識的集體不滿。
二是地緣和業(yè)緣關系的薄弱。已有研究表明農民工的集體行動離不開關系網絡的動員[24]，而網約工加入平臺工作只需自己在平臺注冊，無需傳統(tǒng)老鄉(xiāng)關系的介紹，在實際工作中又是獨自勞動、各自為戰(zhàn)的狀態(tài)，難以發(fā)展出緊密的同事關系，因而網約工之間難以形成有效的關系網絡。三是核心領導人物的缺失。農民工的集體行動也離不開草根領袖的領導[25]，然而，對于網約工來說，又缺少促成草根領袖的可能。由于特殊的勞動過程，網約工之間大多依靠微信群來相互聯(lián)系、彼此互動，而這種依托互聯(lián)網建立的非正式組織往往難以形成有效團結，也難以產生核心人物，更不用說網約工之間還有兼職與專職之分。
與此同時，由于共享經濟本質上屬于眾包生產體制，勞動者的來源、構成極為復雜，內部又沒有一套完整的晉升機制，計酬體系中也沒有按資歷付給報酬的機制“( 多勞多得”而非“多久多得”)，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只是將平臺工作視為機會主義的獲利方式，“先做著再說”“掙夠錢就走”是很多人的想法。隨之而來的就是，網約工之間僅僅有極微弱的工作認同，而非關系認同和身份認同(平臺工作就是份掙錢的工作，網約工對組織、管理并不關心)。[26]即使當自身的權益受到損害，不少人也只是“用腳投票”、默默離開。最終，原本應當是作為一個整體的網約工群體，被分化為一個個單獨的個體，集體行動能力被不斷弱化。每個人都自顧自地完成自己的訂單，在時間、空間中與他人隔離開來，無法形成真正的集體力量，也無法以集體的形式與他們面對的勞動力市場討價還價。[23]106
(二)沖突轉移風險：顧客評分機制的強化
雖然平臺對網約工采取的是扁平化管理方式，但這并非意味著平臺難以實現(xiàn)對網約工的有效管理。所有的平臺工作都設有顧客評分機制，在網約工服務結束以后，平臺系統(tǒng)會向顧客發(fā)出對網約工作出評價的消息。雖然不是所有的顧客都會選擇作出評價，但這一評分系統(tǒng)的存在對網約工來說，是一個可能引發(fā)負面結果的高度可置信威脅。[26]
因為按照大多數平臺的規(guī)定，網約工拿到差評以后輕則影響獎勵補貼，重則面臨直接罰款，這對很多網約工來說是難以承受的。從表面上來看，評價分數是由顧客根據網約工的服務體驗而打出，但在實際上，顧客評分機制的強化其實是平臺通過客戶端軟件將監(jiān)督權和管理權轉移給顧客的一種表現(xiàn)。在權力轉移的過程中，網約工不會感覺到自己被平臺直接監(jiān)督和管理，而顧客作為消費者又天然地具備對服務的敏感，如此一來，在不費任何成本的情況下，平臺借助于顧客的力量實現(xiàn)了對網約工勞動過程的管控。[6]為了獲得高分評價、避免經濟損失、獲得更多收益，網約工對整個交易中顧客的滿意度極為重視，有時甚至會提供一些“附加服務”(如網約車司機提供餐巾紙、飲用水等)。憑借著掌握差評的權力，消費者在一定程度上實現(xiàn)了對網約工勞動過程的干預，網約工完成工作的工作方式、工作態(tài)度都受到消費者的管控。這一方面導致了部分消費者權力的濫用，如新聞報道中常見的顧客要求外賣騎手幫帶垃圾、幫取快遞，另一面也可能會激化網約工與消費者之間的矛盾。在現(xiàn)實生活中，一旦出現(xiàn)差評，網約工往往首先會將矛頭指向顧客，認為是顧客“過分挑剔”或“惡意差評”，這大大降低了網約工質疑平臺控制與評分機制的可能性。更巧妙也更重要的是，在評分的過程中，原本存在于平臺與網約工、平臺與消費者之間的沖突在無形中轉移到了網約工和消費者之間，作為主要受益者的平臺反倒成了“中立者”和雙方糾紛的“仲裁者”。2019年5月26日，吉林長春某外賣騎手因不滿差評，返回顧客住處將其捅傷就是沖突轉移風險最好的例證。[27]
(三)過度勞動風險：工作與生活邊界的模糊化
雖然網約工確實擁有隨時上下線的工作自由，可自由決定工作時間的長短，但他們通常以獲取經濟利益為目標，不會設定固定的工作時間限制。網約工對自己每天的工作量與工作目標、即“要完成多少單”有一個基本的心理預期，每天的工作目標預期越高，所安排的工作時間就越長。[28]331再加上平臺為了激勵網約工多上線、多接單，制定的都是嵌套的勞動報酬體系，即除了基本工資以外，要獲得各種獎勵補貼就必須滿足相應的時間、單量、評
分等多個前提條件。不少網約工為了獲得更高的收入，不斷自發(fā)延長在線工作時長，幾乎淹沒生活時間。以筆者曾經調研的外賣騎手為例，很多人為了實現(xiàn)月入過萬的目標，每天工作時間遠遠超過 8小時，最多的甚至達到 16 小時(從早上 11 點到第二天凌晨 3 點)，并且這是他們“自愿”的安排。因此，網約工的時間看似能夠自由安排，其實并不完全受自己支配。
更重要的是，網約工并沒有意識到平臺工作對自身閑暇時間的擠占，也極少對互聯(lián)網平臺產生抱怨[29]，這是因為平臺通過眾包生產體制，篩選出那些自愿遵從市場規(guī)則的網約工，將他們追求高薪、自我實現(xiàn)的需要與企業(yè)的利益結合起來。而這些自我管理的新生代農民工之所以愿意主動放棄休息時間，全身心地投入到平臺工作之中，是因為擺在他們面前的是平臺描繪的一幅自我成長、自我實現(xiàn)、走向人生新高度的“美麗藍圖”，是他們創(chuàng)造新的可能、改變人生命運的千載難逢的機會。[30]
這種隱蔽地挖掘網約工時間的方式，使得網約工工作與生活的邊界進一步模糊化。任焰和潘毅的宿舍勞動體制理論認為企業(yè)為員工提供宿舍，使得產品的生產空間與勞動力的日常再生產空間合二為一，資本得以滲透進工人的日常生活并能夠隨意延長并靈活控制工人的勞動時間。[31]而共享經濟中的眾包生產體制表面上是將工作時間的支配權交給網約工，實際上通過嵌套的勞動報酬體系來激勵網約工自發(fā)延長在線工作時長，以更隱蔽的方式達到加強勞動控制的目的。在整個過程中，加班、超時工作成為網約工自身的“自愿選擇”，隨之而來的過度勞動風險也由網約工個人承擔。
四、結語與討論
“互聯(lián)網+”時代的到來和“共享經濟”的發(fā)展共同催生出網約工這一新型就業(yè)群體。網約工之所以成為新生代農民工就業(yè)的新選擇，是因為互聯(lián)網平臺用工中的類自雇體制、可雙選模式、輕體力勞動、扁平化管理和透明的規(guī)則等特點適應了新生代農民工的現(xiàn)實需要。不可否認，互聯(lián)網平臺工作的靈活性、自主性、公平性以及獲得高薪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消除職業(yè)歧視和城鄉(xiāng)收入不平等。但仍需要指出的是，新生代農民工成為網約工之后，除了原有的普遍性風險，還面臨著新的風險，即沖突轉移風險、群體分化風險以及過度勞動風險等。這些新風險的出現(xiàn)使得農民工的生存境遇潛在堪憂，勞動權益難保障。一直以來，勞動過程理論都始終強調工會在處理勞資問題時的重要作用。在我國，工會作為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肩負著維護工人合法權益和竭誠服務工人群體的重要職責，理應將網約工群體納入工會保護之中，增強其抗風險能力，幫助其抵御與化解就業(yè)風險。
首先，應當加強基層組織建設，夯實集體行動基礎。網約工由于受到原子化勞動的客觀限制，再加上機會主義的獲利傾向，表現(xiàn)出分散程度高、團結難度大的特點。對此，工會的首要使命應是將網約工群體有效組織起來，將其納入工會工作服務體系，通過集體力量維護其合法權益。[32]具體而言，一要擴大組織覆蓋范圍。2018年3月，全國總工會下發(fā)《推進貨車司機等群體入會工作方案》并在各地開展試點工作，其中涉及網約送餐員這一網約工群體。這說明全國總工會已經關注到“網約工”群體，但共享經濟下的網約工并非只有網約送餐員這一類，“互聯(lián)
網+”時代的工會工作對象應當拓展到網約車司機、網約家政員等更多的網約工群體。二要創(chuàng)新組織組建形式。平臺工作的類自雇體制、可雙選模式等特點給網約工群體帶來了自由、靈活和自主的感覺，但這也使得傳統(tǒng)的以單位為基礎組建工會的形式不再適用。在這種情況下，可以按照網約工所屬平臺、行業(yè)類型或區(qū)域范圍，組建平臺性、行業(yè)性或區(qū)域性工會組織，如廣州市總工會成立了餓了么蜂鳥配送代理商工會，將更多的網約工吸納進來。三要加強組織內部聯(lián)系。組建起來的工會組織不應流于形式，淪為“空殼”，而是要與網約工之間保持密切聯(lián)系。在日常運作中，工會組織可以通過開展團體活動、舉辦座談會、建立微信群等形式，增強網約工的歸屬感、認同感和安全感。
其次，應當創(chuàng)新維權服務方式，構建正式支持網絡。過分注重顧客評分機制乃至出現(xiàn)沖突轉移風險，其實是網約工權益受損又缺少維權途徑的直接后果，前文所述的外賣騎手因不滿差評而捅傷顧客的案例更是網約工非理性維權的極端表現(xiàn)。對此，作為工人階級群眾組織的工會，應當主動創(chuàng)新維權服務方式，構建網約工的正式支持網絡。就工會本身而言，由于網約工工會的組建工作還處在初步階段，所以工會維權和服務的對象范圍應該具有開放性，即使是尚未入會的網約工，也應納入其維權和服務范圍之內。通過職能覆蓋先于組織覆蓋的方式，讓網約工真切地感受到工會的幫助和關懷。對于平臺企業(yè)，工會應聯(lián)合平臺企業(yè)所屬監(jiān)管部門，督促平臺企業(yè)承擔保護網約工權益的責任，改變不合理的業(yè)績考核體系，尤其是顧客評價體系。在制定顧客評價體系時，應該充分考慮顧客偏好的差異性、意外事件的不可抗性等因素，不能一概而論。對于社會大眾，工會應積極開展勞動教育活動，倡導正確的勞動觀。以新生代農民工為主的網約工正在為城市生活提供巨大便利，工會應大力呼吁社會大眾尊重網約工的勞動和勞動價值，對網約工多些體諒和理解，少些無理要求。對于網約工個人，工會應廣泛開展勞動普法宣傳活動，并為網約工提供必要的法律咨詢、法律援助等服務，提高網約工的法律意識，引導網約工走理性維權之路，避免網約工采用極端手段。
再次，應當完善集體協(xié)商制度，暢通利益訴求渠道。網約工的過度勞動風險以及工作與生活邊界的模糊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網約工工時制度的改變和工資制度的激勵作用。在傳統(tǒng)雇傭關系中，無論用人單位采用標準工時制還是綜合工時制或是不定時工時制，勞動者的工作時間都由用人單位決定，用人單位對勞動者的工作時間問題負主要責任。但是在平臺工作中，網約工可以自由決定工作時間，甚至可以選擇是否接受工作，網約工擁有對工作時間的決定權，再加上平臺工作中普遍采用“多勞多得”的計件工資制，以致很多網約工“自愿”選擇長時間高密度的工作來獲得體面收入。在這種情況下，法律規(guī)定的加班時間限制、加班工資支付、休息休假以及最低工資制度等難以直接發(fā)揮作用。[33]
還需要指出的是，平臺企業(yè)在制訂、修改或決定直接涉及網約工切身利益的規(guī)章制度時，基本不與網約工協(xié)商，網約工缺少有效的渠道來向平臺表達自身對提成、管理、考核等方面的意見訴求。因此，組建好的工會應當充分利用勞動法賦予的集體協(xié)商權利，遴選出各行業(yè)的網約工代表，與平臺企業(yè)開展行業(yè)集體協(xié)商。就協(xié)商的主題而言，不僅要包括工時、工資等基本問題，而且要覆蓋關乎網約工切身利益的所有問題，比如工作規(guī)則、勞動保護、獎懲規(guī)定、福利待遇等。集體協(xié)商達成一致后，還應該簽訂集體合同，以真正落實保障網約工的合法權益。
參考文獻：
[1]國家信息中心.中國共享經濟發(fā)展年度報告(2019)[EB/OL].2019-06-15.http://www.sic.gov.cn/News/557/9904.htm.
[2]李玉萍.走出“網約工”權益保障的困境[J].人民論壇，2018(19).
[3]王全興，王茜.我國“網約工”的勞動關系認定及權益保護[J].法學，2018(4).
[4]王全興，劉琦.我國新經濟下靈活用工的特點、挑戰(zhàn)和法律規(guī)制[J].法學評論，2019(4).
[5]美團點評研究院.2018 年外賣騎手群體研究報告[EB/OL].2019-06-15.http://www.199it.com/archives/720183.html.
[6]吳清軍，李貞.分享經濟下的勞動控制與工作自主性——關于網約車司機工作的混合研究[J].社會學研究，2018(4).
[7]沈原，聞翔.轉型社會學視野下的勞工研究：問題、理論與方法[C]//郭于華.清華社會學評論(第5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8]羅恩立.新生代農民工就業(yè)能力的評價指標體系研究[J].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1).
[9]趙蒙成，李丹陽 . 新生代農民工就業(yè)質量的調查研究——蘇州市新生代農民工的案例研究[J].中國職業(yè)技術教
育，2016(11).
[10]沈原.社會轉型與工人階級的再形成[J].社會學研究，2006(2).
[11]陳文超.概念辨析：自雇、自主經營與創(chuàng)業(yè)——基于進城個體經濟活動現(xiàn)象分析[J].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2017(8).
[12][美]杰夫·豪.眾包：群體力量驅動商業(yè)未來[M].牛文靜，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13]李路路，石磊，朱斌.固化還是流動?——當代中國階層結構變遷四十年[J].社會學研究，2018(6).
[14]黃闖.個性與理性：新生代農民工就業(yè)行為短工化分析[J].中國青年研究，2012(11).
[15]田洋.互聯(lián)網時代勞動過程的變化[J].經濟學家，2018(3).
[16]杜平.男工·女工：當代中國農民工的性別、家庭與遷移[M].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
[17]谷玉良. 新生代農民工短工化的個體因由及其解釋[J].青年探索，2017(1).
[18]于建嶸.農民工欠薪難題何解[J].人民論壇，2017(19).
[19] 國 家 統(tǒng) 計 局.2016 年 農 民 工 監(jiān) 測 調 查 報 告 [R/OL].2019- 07- 12.http://ex.cssn.cn/jjx/jjx_bg/201704/t20170428_3503438.shtml.
[20]鄭風田.農民工欠薪絕不能成為過年的“標配”[J].人民論壇，2017(3).
[21]劉祖云，葛笑如.農民工人生風險的影響因素與治理之路[J].理論探討，2014(4).
[22]諶新民.珠三角地區(qū)用工短缺的解讀——農民工轉移就業(yè)風險分析[J].學術研究，2010(4).
[23]傳化公益慈善研究院“中國卡車司機調研課題組”.中國卡車司機調查報告No.1——卡車司機的群體特征與勞動過程[R].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
[24]黃嶺峻，張文雯.從分散的個體不滿到有組織的集體行動——農民工集體行動發(fā)生機制研究[J].華中科技大學學
報(社會科學版)，2015(6).
[25]應星.草根動員與農民群體利益的表達機制——四個個案的比較研究[J].社會學研究，2007(2).
[26]趙璐，劉能.超視距管理下的“男性責任”勞動——基于 O2O 技術影響的外賣行業(yè)用工模式研究[J]. 社會學評論，2018(4).
[27]張彤，袁靜偉.因差評持刀捅傷點餐人 長春一外賣小哥被刑拘[N].新京報，2019-05-28.
[28]郭星華，盧暉臨，沈原.北大清華人大社會學碩士論文選編(2016)[C].北京：中國發(fā)展出版社，2017.
[29]胡慧，任焰.制造夢想：平臺經濟下眾包生產體制與大眾知識勞工的彈性化勞動實踐——以網絡作家為例[J].開放時代，2018(6).
[30]莊家熾.從被管理的手到被管理的心——勞動過程視野下的加班研究[J].社會學研究，2018(3).
[31]任焰，潘毅.跨國勞動過程的空間政治：全球化時代的宿舍勞動體制[J].社會學研究，2006(4).
[32]沈錦浩“. 互聯(lián)網+工會”工作：概念、內涵與發(fā)展路徑[J].工會理論研究，2019(3).
[33]吳清軍，張藝園，周廣肅.互聯(lián)網平臺用工與勞動政策未來發(fā)展趨勢——以勞動者身份判定為基礎的分析[J].中國行政管理，20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