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星堆考古新發(fā)現(xiàn)看中華文明的創(chuàng)造性特征
胡小文
2023年10月07日 01:55
霍 巍
國家文物局根據四川大學博物館（其前身為華西協(xié)合大學博物館）的舊藏檔案文獻的研究考定，三星堆考古應從1927年開始，至今已經歷近一個世紀的歷程。近期以來，隨著三星堆新發(fā)現(xiàn)的6個祭祀坑考古發(fā)掘工作不斷取得新的成果，公眾對于三星堆考古的關注熱度不斷升溫，學術界也對三星堆考古的相關學術問題重新開始新的觀察和討論。隨著三星堆博物館新館開館，經考古工作者的精心修復與跨坑拼對，并利用AI技術等成功復原的多件組合復雜、造型獨特、內涵豐富的青銅重器華麗亮相，三星堆再次帶給世人以強烈的視覺沖擊，也由此引發(fā)社會各界高度關注與熱議。那么，我們應當如何看待三星堆的新發(fā)現(xiàn)？又應當如何對三星堆的未解之謎持以科學、客觀的態(tài)度呢？筆者在此略抒淺見，以求得到大家的批評指正。
2023年7月17日在三星堆博物館新館拍攝的1986年考古發(fā)掘模擬現(xiàn)場（新華社記者 王曦 攝）
一、三星堆文化誕生在中華大地，是古蜀文明對于中華文明的創(chuàng)造性貢獻
三星堆的新發(fā)現(xiàn)引發(fā)社會各界熱議的其中一個最為重大的話題，即三星堆文化的內在屬性，它究竟是外來的文明？還是中國本土的文明？最為極端的猜測，甚至出現(xiàn)“三星堆是外星人創(chuàng)造的文明”，“三星堆祭祀坑是外域宗教神學與本土文明戰(zhàn)爭的產物”等種種臆想。我認為，這些來自不同層次、不同領域甚至社會各界對于三星堆的議論，最為重要的原因，是目前發(fā)現(xiàn)的黃金面具、青銅人像、大量埋藏在坑里的象牙、青銅器當中高大的神樹、人物眾多的祭壇、龍、鳥以及人鳥合體的神靈動物等諸多考古現(xiàn)象，在人們已有的“知識圖譜”中都是極其新鮮的感觀，尤其是與中國其他地區(qū)出土的青銅時代遺物之間，從總體面貌上差別巨大。
三星堆祭祀坑新出土的文物，提供給我們一些新的觀察點。首先，在其中的一些坑內，出土了成組的青銅尊等青銅容器，還出土了一尊造型獨特的“頂尊跪坐人像”。類似的現(xiàn)象也在1986年發(fā)現(xiàn)的一、二號祭祀坑中有過發(fā)現(xiàn)，只是青銅尊的造型、組合有所不同，頂尊跪坐人像的體量與造型也有區(qū)別，但就其總體文化特征上而言是一脈相承的。這些成組的青銅尊，很顯然應是三星堆青銅器中作為祭祀場合的“禮器”來使用的，這和中原商周青銅文化以鼎、簋等青銅容器加以組合作為祭祀的禮器，本質上別無二致。新出土的頂尊跪坐人像，更是形象地展示出三星堆文化當中青銅尊這類容器受到“頂禮膜拜”的情景，說明三星堆雖然沒有采用青銅鼎、簋之類的禮器組合，但青銅尊的地位卻十分顯赫。這十分明顯地表明，三星堆和中原青銅文明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三星堆人深知這類青銅“禮器”的重要性。
三星堆出土的銅獸馱跪坐人頂尊銅像（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供圖，圖片來源：科普中國）
不少從事冶金考古的專業(yè)工作者還進一步注意到，三星堆祭祀坑當中前后出土的青銅容器，從制作工藝上看，都采用了與中原青銅容器相同的鑄造法，即“泥模塊鑄法” ，而并非西方流行的“失蠟法”；在一些紋飾和裝飾性圖案上，除了模仿中原系統(tǒng)青銅器之外，更與長江中游湖北、湖南等地青銅器相似，例如在青銅器體表面分鑄合體而成立鳥、羊頭（牛頭），以青銅器的扉棱作為合范之處等，都顯示出三星堆與黃河、長江流域青銅文明之間的交往和聯(lián)系，甚至不排除三星堆的青銅工藝直接受到長江中游荊楚地區(qū)的影響。
另一個能充分反映三星堆文化與中原文化之間密切關系的，是三星堆的玉器系統(tǒng)。迄今為止在出土的8個祭祀坑中出土了大量玉琮、牙璋、玉璧等器物，其形制特點都與黃河、長江流域的史前玉器屬于同一體系，是中國史前玉器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在西方文明中基本不見的器類，其文化“底色”迥然有別。三星堆的牙璋在中原二里頭、二里崗文化中便已經流行，后來在大半個中國大陸都開始制作和使用，是祭祀的“禮玉六器”之一，所以可以認為，三星堆是中國新石器時代以來以及夏、商、周三代牙璋流傳鏈條上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在成都平原的金沙遺址當中，甚至還發(fā)現(xiàn)了一件來自良渚文化的高品級玉琮，很可能是通過兩地之間的相互交流而來。
三星堆出土的刻有神樹紋的玉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供圖，圖片來源：四川日報）
此外，此次在三星堆新出土的祭祀坑中，確認了絲綢遺跡的大量存在，其中包括絲綢的殘跡和混合在泥土當中的植物絲蛋白，在50多件青銅器的表面，也檢測出絲綢的殘余物質。眾所周知，絲綢是中華文明對于世界文明的一個偉大貢獻，早在中原和長江下游地區(qū)新石器時代的遺址當中，就已發(fā)現(xiàn)過蠶繭或蠶的陶、石模型。漢代成都號為“錦城”，以絲綢和織錦遠銷海內外而聞名于世。而三星堆新發(fā)現(xiàn)的絲綢證明，古蜀大地上養(yǎng)蠶織絲的歷史至少可溯到商代晚期的三星堆時代。從三星堆此次所發(fā)現(xiàn)的多處利用絲綢的遺跡現(xiàn)象看，這種可能性應是很大的。商、周甲骨文中的“蜀”字，上為縱目，下為“蟲”字旁，這很可能從另一個角度保留了遠古時代對于古蜀文明的歷史片段，其中既有蜀人“縱目”傳說的遺痕，也保留了對蜀人種桑養(yǎng)蠶這一古俗的依稀記憶。
2021年三星堆出土的絲綢制品殘留物（圖片來源：新華社）
三星堆出土的青銅器大體上可作兩分法：一類可視為中原商文化青銅器向長江上游的擴展，如尊、罍、盤等青銅容器，不僅器型和中原殷商時期的同類器型基本相似，在肩部出現(xiàn)的牛、虎、龍形裝飾，則更接近于湖南地區(qū)的商代青銅器的做法。在尊、罍等器物中裝盛小件玉器、海貝的現(xiàn)象，也曾經在湖南多次發(fā)現(xiàn)。為此，已故著名學者李學勤先生曾提出一個傳播路線的設想：“以中原為中心的商文化先向南推進，經淮至江，越過洞庭湖，同時溯江穿入蜀地。這很可能是商文化通往成都平原的一條主要途徑?！保ɡ顚W勤：《走出疑古時代》，1997年，第231頁）而三星堆出土的另一類器物，則完全是蜀地獨特的創(chuàng)造，主要包括高大的青銅神像、造型奇特的青銅面具和頭像、各種神靈動物如鳥、龍、虎、蛇、有翼神獸等的形象，以及青銅神樹、青銅神壇等具有強烈祭祀背景的器物，加之以黃金制作的金面罩、金杖等，展現(xiàn)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面貌。
三星堆出土的青銅面具（蓬州閑士 攝，圖片來源：四川方志圖庫）
在文獻典籍當中，同樣可以看到兩個和三星堆文化關系密切的古代書寫系統(tǒng)，一個是中原文化系統(tǒng)，西周時就有“蜀”的記載，《尚書·牧誓》記載周武王伐紂，“西土八國”之中就有蜀人參戰(zhàn)?！妒酚洝の宓郾炯o》記載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際，黃帝與其妻嫘祖之子昌意，便娶了“蜀山氏女”，降居若水，后來封其支庶于蜀。另一個是巴蜀文化系統(tǒng)，《蜀王本紀》《華陽國志》都記載古蜀時期先后經歷了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開明各世代，從蠶叢氏開國，至開明世為秦所滅（前316年），古蜀各世數王雖然遠離中原王朝，被中原諸侯視為“椎結左衽”的“蠻夷之族”，但也始終保持著與中原文明之間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
綜上，有充分的證據表明，三星堆文化誕生于中華大地，是古蜀文明對于中華文明的創(chuàng)造性的貢獻。三星堆考古新發(fā)現(xiàn)再一次證明了中華文明的形成過程是一條從“多元”最終匯聚為“一體”的歷史長河。三星堆文化從其一開始便和中原二里頭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在進入三星堆文化的鼎盛期時，更是匯聚了來自西北地區(qū)、長江中下游地區(qū)、黃河流域青銅文化的諸多因素，最終將古蜀文化因素融入華夏文明體系之中，并帶給中華文明諸多充滿活力與創(chuàng)造性的文化因素，使得古老的中華文明彌久歷堅、生生不息。三星堆的考古發(fā)現(xiàn)表明，她既有著與中原文化之間相同的“文化基因”，但也呈現(xiàn)出其豐富多彩的文化面貌，從而為世界古代文明發(fā)展歷程中具有標志性意義的中國青銅時代，書寫下濃墨重彩的篇章。
2023年7月26日在三星堆博物館拍攝的絲綢顯微照片和提取實物（新華社記者 王曦 攝）
二、三星堆文化再現(xiàn)了中國古史傳說中的“絕地天通”、祭祀神靈的場景
三星堆青銅文化器物群中最令人感到神秘而震撼的部分，概括而言，可以分為兩大系統(tǒng)：其一是由高大的青銅神像、造型奇異的青銅面具和各種頭型、發(fā)式青銅頭像組成的“青銅神靈系統(tǒng)”，其二是以各種神靈動物和“神壇”“祭壇”組合而成的“祭祀禮儀背景”。而兩者之間形成的精巧結合，恰好是上古中國對上天、神靈、祖先頂禮膜拜歷史場景的縮影與再現(xiàn)。早年三星堆一、二號坑出土之后，發(fā)掘者曾認為這些青銅頭像應是三星堆人心目中代表祖先亡靈的形象，宗廟正是這些祖先亡靈降臨后的寄居之所。同時，青銅器當中發(fā)現(xiàn)的大量獸面紋、神靈動物，則是集多種動物精靈于一體的形象，反映了蜀人對自然神靈精怪的崇拜，祭祀的對象主要是祖先的亡靈以及各種自然神靈以及太陽神等。
三星堆出土的青銅神壇底座（蓬州閑士 攝，圖片來源：四川方志圖庫）
此次新發(fā)現(xiàn)的6個祭祀坑所出土的青銅器當中，屬于上述這兩大系統(tǒng)的器物一次又一次地“刷新”。例如，多件被稱為“祭壇”“神壇”的器物出土，其中有的“壇”上出現(xiàn)了眾多參與祭祀場景的人物形象，他們的身份、等級和功能都有明顯的區(qū)別，很可能曲折地反映著三星堆神秘的祭祀場景。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有的祭壇或神壇上設有帶有柱子的平臺，平臺的上方或者下方往往還會出現(xiàn)一尊高大的神獸。與這類器物較為相似的青銅器，過去曾在2號祭祀坑中出土過一尊“祭壇”的殘件，其基本特征也是最下層為一神獸，上面頂著一個多層的祭壇，每層祭壇上都有成組并列的祭祀人像，頭戴高冠，身穿長袍，手中有的執(zhí)有棒狀的彎形器物，有的則雙手做出一個姿勢，不執(zhí)任何器物。這類青銅器被視為具有祭祀性質的考古遺存。
張光直先生曾精辟地總結說：“中國青銅時代的最大的特征，在于青銅的使用是與祭祀與戰(zhàn)爭分離不開的。換言之，青銅便是政治的權力?！鼻嚆~器及其銅礦資源對于上古中國而言，是政治權力斗爭上的必要手段，誰掌握了青銅器，誰就掌控了天下。在青銅器具體使用的指向和功能上，祭祀和戰(zhàn)爭互為“國之大事”，決定著統(tǒng)治者的根本命運。就祭祀而言，張光直先生認為，將世界分成天地人神等層次，這是中國古代文明重要的成分，中國古代許多儀式、宗教思想和行為就是在這種世界的不同層次之間進行溝通——他稱其為“薩滿式（shamanistic）世界觀的特征”。主導這些祭祀活動的人員稱為“巫覡”，他們的主要職務是要“絕地天通”，通過巫術才能溝通天地人神。那么，如何才能達到這個目的呢？巫覡用于通神的工具和手段從古文獻記載來看，有神山，即通過高山而進入神界，如《山海經》所載，“有昆侖之山，是實為帝之下都”。還有神樹，即以高大的樹木作為登天的工具。如《山海經》《淮南子》等文獻中所記載的“建木”“扶木”“扶?！薄叭裟尽敝?。其次，在神樹和神山上棲息、飛翔的鳥，也可視為巫覡們登天階梯的延伸。再次，其他的神靈動物也可以起到在人神之間溝通與搭建橋梁的作用，尤其是龍、虎、獸面紋（饕餮紋）等，在商周時期的青銅器上都常常出現(xiàn)。
三星堆考古的新發(fā)現(xiàn)，第一次將中國古史傳說中從來被視為“神話”的歷史場景，以青銅器的方式加以了實物再現(xiàn)，從而讓世人第一次如此真切地觀察到中國青銅時代重視祭祀，禮天敬祖的“高光時刻”，這不能不讓人感到振奮和激動。
三星堆博物館展出的青銅人頭像（總臺央視記者 范凱 攝）
三、三星堆的文字之謎
在三星堆這一偉大發(fā)現(xiàn)的同時，也讓人不禁要問，作為世界青銅文明的代表性成就之一，三星堆有過文字的發(fā)現(xiàn)嗎？迄今為止的考古發(fā)現(xiàn)中，考古學者們并沒有從中發(fā)現(xiàn)任何文字，這是可以肯定的。但如何來理解目前的這一實際狀態(tài)，筆者認為有幾個途徑可供探討。
第一，三星堆有過文字，但囿于目前考古工作，如同我們還沒有在三星堆找到古蜀王宮與王陵、鑄造工場、祭祀神廟等與國家文明標志直接相關的遺存一樣，暫時還沒有發(fā)現(xiàn)文字，還有待進一步的考古工作才能最終揭開這個“世紀之謎”。
第二，也不排除另一個可能性的存在，即三星堆先民沒有使用文字，而是采用其他的方式進行文明的創(chuàng)造和文化的交流與傳承。這種情況過去在世界古代文明體系中也并非孤例。例如，筆者曾注意到，三星堆出土的一件黃金“王杖”上，鏨刻出一組陰線紋飾：一條魚、一只鳥、一只箭，一組人頭像，箭從鳥的身邊掠過，箭頭沒入魚的體內，人頭像露出笑容。對于這組紋飾的含義，學者們提出過不同的解釋。但是，無獨有偶，在距離三星堆遺址38公里之外的成都平原金沙遺址出土的一條被認為是“金冠帶”的金帶上，竟然也發(fā)現(xiàn)了在構圖、要素與組合方式上幾乎完全一致的一組紋飾，表明這很可能是在這個文明體系中社會高層之間的某種“暗碼”，由此來傳遞彼此能夠相互理解的信息。在三星堆向成都平原的權勢轉移與社會轉型的重要結點，這類“暗碼”所起到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三星堆出土的金杖上的紋飾（蓬州閑士 攝，圖片來源：四川方志圖庫）
第三，在春秋戰(zhàn)國以來巴蜀青銅器上，曾發(fā)現(xiàn)過一些被稱為“巴蜀符號”“巴蜀圖語”的圖案，既有單獨出現(xiàn)的，也有成組出現(xiàn)的。有不少學者推測這可能就是一種不同于中原漢字系統(tǒng)的古老文字系統(tǒng)，或可稱其為“巴蜀文字”。但即使認同其作為已消失的古老文字，由于目前還無法破譯這類“文字”，也沒有在三星堆這個時期發(fā)現(xiàn)此類“文字”，兩者之間的關系也還只能暫時存疑。
宣漢縣羅家壩遺址出土的符號（上排）與印章（下排）（蓬州閑士 攝，圖片來源：四川方志圖庫）
綜上，三星堆盡管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發(fā)現(xiàn)，極大改觀了傳統(tǒng)的中國青銅時代的“知識圖譜”，讓人們充分認識到三星堆對于中華文明獨特的、創(chuàng)造性的偉大貢獻，但是，還有許多重大的秘密仍然還隱藏在古蜀大地之下，需我們等待考古工作持續(xù)不斷地開展，來最終揭開這些古老文明的神秘面紗。